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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升体育: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

时间:2020/2/17 17:11:04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查看:9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 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,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。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,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,值得回顾、思考及取鉴。  一、历史上的瘟疫之害 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,《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》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,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...
 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,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。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,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,值得回顾、思考及取鉴。

  一、历史上的瘟疫之害

 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,《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》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,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。

 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,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,背后其实有《三国演义》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——瘟疫。《三国志》载:“公(曹操)至赤壁,与备战,不利。于是大疫,吏士多死者,乃引军还。”

  唐朝天宝十三年,李宓“将兵七万击南诏”,南诏坚壁清野,唐军粮尽,“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”,最终大败,不但留下了“村南村北哭声哀,儿别爷娘夫别妻。皆云前后征蛮者,千万人行无一回”的惨痛记忆,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,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。

 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,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,令世人震惊。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,《元史》记载,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,“驻合州之钓鱼山,军中大疫,方议班师”,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,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。

  在明亡清兴之际,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。史载,1641—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,《崇祯实录》称:“京师大疫,死亡日以万计。”疫情十分惨烈,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,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。

 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。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,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,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。

  二、对防疫的探索与认识

 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。在甲骨文中,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。例如卜辞有“疾,亡入”,意为不要接近病人,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。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,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,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,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。

  《周礼》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“以索室驱疫”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“四时变国火,以救时疫”的官员。《周易》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“豫(预)防”一词。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,《山海经》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。

 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,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。而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。《汉书》记载:“元始二年(公元2年)……诏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。

  秦汉时期,在传统哲学思维的指导下,中医药学趋于成熟,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。中医经典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,包括“五运六气”致病观、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的防疫观和“不治已病治未病”的防治观等。“五运六气”理论构建了推衍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,在今天看来其精华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外在因素。外因是否导致发病,又取决于内因“正气”,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,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。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,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,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。其他中医经典如《伤寒杂病论》《神农本草经》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。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。

  在有效的理论指导下,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。

  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。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,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“乖戾之气”得病,有其特殊病因。在此基础上,明代著名医家、《温疫论》的作者吴又可总结成“戾气”学说,指出“气即是物,物即是气”,敏锐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。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。

  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有了进步。在预防方面,华佗提出用屠苏酒,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,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,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,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。明朝中期,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,经过不断发展,清朝将其引入宫廷,为皇室成员种痘,还在许多地方推广。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,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,后来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,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。在治疗方面,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,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和瘟疫学体系,为临床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。

 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断完善。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,《晋书》记载:“朝臣家有时疾,染有三人以上者,身虽无病,百日不得入宫”。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。清代宫廷中设“避痘所”隔离感染天花者,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。

  以上可以看到,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,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。

 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。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。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,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,遇到疫疾,大臣都要求退兵,他竟然说,这是“天命”,我只要征服四海,不用担心没有人民。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“仁政”,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。在民间,每当瘟疫流行,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、散药等工作,没有持续性。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,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,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。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,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。

 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。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,但无法根本性阻止。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,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。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,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,不会人传人,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。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,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。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,“气接则病,气不接则不病也。”但是古代条件下,如何令“气不接”一直缺乏手段。吴又可虽然认识到“夫物之可以制气者,药物也”,但也感慨“受无形杂气为病,莫知何物之能制矣”。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,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,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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